农业专家:中国的口粮已经达到绝对安全的压力仍然存在

最近，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儿童基金会、WFP和世卫组织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警告说，在COVID-19爆发的肺炎导致世界饥饿人口达到6.9亿，这将是过去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那么，中国面临的是粮食安全问题吗？从长远来看，如何确保粮食安全？为此，《新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农业大学原校长柯炳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万建民院士、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原所长、中国农业大学教授范胜根。

新冠疫情让饥饿问题雪上加霜

新京报：今年，面对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原因是什么？

范生根：在COVID-19爆发之前，世界上有很多饥饿的人。最新报道的数字是6.9亿，一年增加1000万，五年增加近6000万。这表明，在过去几年里，世界上饥饿人口的数量仍在增加，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例如气候变化、战争和收入不平等的扩大造成的频繁干旱和洪水。COVID-19流行病使饥饿问题更加严重。

新京报：食物浪费、社会动荡、自然灾害和COVID-19流行病对当今全球形势的影响顺序是什么？

范生根：就今年而言，第一个因素是COVID-19的流行。这不仅直接影响了粮食生产系统，也减少了许多人的收入。由于收入的减少，即使那些不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也没有办法购买足够的食物；其次是病虫害，如非洲蝗虫和蚱蜢蛾；第三，一些国家(地区)的持续动荡影响了当地的农业生产。

从长远来看，首先是气候变化；其次是资源(包括食物)的浪费和缺乏。随着全球人口的不断增加和土地资源的不断减少，未来农业生产用地、水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的损失将对粮食安全构成重要威胁；第三，收入差距正在扩大，穷人越来越穷。这群人陷入了恶性循环。最后一个是各种急性传染病的影响。今年是新的冠状病毒年，不可能知道类似的急性传染病是否会在未来再次发生。

新京报：这种情况今年会持续多久？

范生根：这很难说。它可能会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到来。这主要取决于疫苗能否尽快投放市场及其有效性，即能否迅速控制疫情的进一步蔓延。如果疫苗能在未来六个月内广泛使用，食品安全问题将不会恶化。

从长远来看，我们需要增加对科学研究的投资，充分利用资源生产更多更好的食物。同时，我们应该减少食物的浪费和损失。世界上三分之一的食物被浪费了。如果我们把食物浪费减少一半，全球粮食安全问题就能得到大规模有效缓解。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也非常重要，这样弱势群体在遭受打击时仍能获得营养健康的食物和基本生活保障。

此外，保持市场贸易的开放也非常重要。不是每个国家(地区)都能生产出它所需要的食物，所以各地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来满足自己的需求。

粮食安全的压力依然存在

新京报：COVID-19的肺炎疫情、洪水和干旱将对中国的粮食安全产生什么影响？

柯炳生：COVID-19流行病是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它对制造业、旅游业和餐饮业等一些行业影响很大，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并不突出。国内粮食生产基本不受影响，目前粮食进口影响不大。

至于洪水和干旱的影响，肯定有，但不会很大。中国幅员辽阔，每年都有各种灾害发生。在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中，出现了一些特别明显的水旱年，但从来没有出现过粮食安全问题。

万建民：中国的粮食安全还需要高度重视，还没有达到安心的程度。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食品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尤其是我们对动物蛋白的需求增长更快。所需的粮食总量不断增加，粮食安全的压力依然存在。因此，抓粮食生产的绳子不应该放松。

新京报：从当前全球疫情来看，中国的粮食进口受到影响了吗？

柯炳生：在口粮方面，中国已经实现了绝对安全。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中国人均粮食生产水平提高了一半左右。中国每年进口数百万吨大米和小麦，主要是混合品种，而不是国内产量不足。目前和未来，中国对进口粮食的需求主要集中在畜禽饲料上，包括大豆(豆粕)和玉米高粱。简而言之，长期以来，进口食品的数量对中国的口粮安全没有影响。

新京报：从食品安全的角度来看，进口食品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对于像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这种供应模式适合多少？

柯炳生：中国生产的大米和小麦不仅足以满足口粮的消费，而且每年还有数千万吨剩余，用作饲料粮。进口粮食主要满足饲料需求，也调整了部分粮食品种(如泰国香米、加拿大强筋小麦等)。)。至于需要多少进口，这取决于国内人口和我国的人均消费需求。总的来说，它将继续增加。

保护好农民种粮积极性“藏粮于地”

新京报：当前中国粮食种植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万建民：主要挑战是粮食的正当需求与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和收入之间的矛盾。我们有种植粮食的生产能力，但如何使农民有种植粮食的积极性是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

柯炳生：从短期来看，粮食生产问题主要是市场价格问题。当市场价格高的时候，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就会高，粮食的生产面积就会扩大，各种投入和管理就会更加到位，粮食总产量就会更高。从长远来看，主要是生产能力的问题，这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土地面积和单位面积产量。保护农业用地，特别是耕地，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新京报：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耕地红线保护的关键是什么？

万建民：最重要的是增加单位面积产量，这需要科学技术。提高种粮科技，在未来粮食安全中发挥更大作用。

柯炳生：要解决这个矛盾，除了要严格执行现行的耕地保护法律法规外，关键是要提高建设用地特别是居住用地的利用效率。同时，要充分利用非耕地资源，拓宽建设用地来源。例如，浙江省“坡乡镇”改革试验是一种创新有效的方法，既满足了建设用地需求，又保护了耕地和生态环境。

新京报：万院士是水稻研究专家。你认为中国的水稻亩产量还有多大的提高空间？

万建民：目前，我国亩产量在450-470公斤之间，亩产量完全有可能提高到500-550公斤。要实现这一目标，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优良品种的培育，另一方面要推广高产栽培体系。我们有4.5亿亩稻田，如果亩产量增加100公斤，可以增加450亿公斤水稻。

新京报：你对确保中国的粮食安全有什么建议？

万建民：我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强农业科技研究，提高亩产量。

柯炳生：我们要做好“土地储粮”和“科技储粮”

新京报：食物垃圾也是粮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年来，公众的浪费行为发生了什么变化？

柯炳生：这些年来，中国的餐饮垃圾现象已经大大减少。然而，新的问题已经开始出现。例如，外卖的增加会增加食物浪费。在外卖配送过程中，很难保证食品质量不降低，或者数量过大，可能造成浪费。

万建民：总的来说，还是有进步的。与国外特别是日本相比，我国的食品浪费仍然相当严重，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我们现在提倡的“光盘行动”是几十年前在日本实现的。

新京报：中国食物垃圾的主要方面是什么？

万建民：主要是餐饮消费，生产和运输方面的浪费不太严重。

新京报：浪费食物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柯炳生：浪费的本质是购买的食物超出了用餐者的实际需求。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无非是主观的意图和客观的错误。主观意图是故意多买，因为有面子思想，和别人比较是奢侈的。客观错误可能是餐桌上的饮食方式，这使得控制点餐数量变得困难，或者是点餐者对食者胃口的错误估计。

万建民：我们的教育水平和道德水平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与此同时，中国的粮食价格仍然相对便宜。总的来说，中国的粮食价格与国民收入的增长不相适应，市场价格仍有提高的空间。从食物浪费的角度来看，这是值得深思的。一般来说，如果食品价格上涨，浪费行为就更有可能减少。然而，考虑到低收入群体，有必要对如何提高食品价格以及提高幅度保持谨慎。

新京报：我们如何控制食物浪费？

范生根：从技术角度来看，不要买太多，但要计划购买。适量在外面点食物。当然，餐馆和其他零售行业也需要改进技术，而改进技术的应用也能有效减少食物浪费。此外，谷物或粮食的运输、加工和储存需要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和提高效率。总之，从食品生产、运输、储存到餐桌消费的浪费需要进一步减少。

万建民：通过宣传教育，让公众自觉养成节约的习惯，营造一种文化习俗和社会氛围：以节俭和节约为荣，以浪费食物为耻。此外，它还是经济杠杆。粮食价格要根据市场情况适当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