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直播热播和农村文明引导农民“网红”？

农村地区正在“跑”进短片时代，刷短片、现场带货和当主播已经成为农村地区的新趋势。但与此同时，一些短片出现了过度炒作、粗话等不文明行为，一些家庭也因为夫妻一方“刷礼物”充当主播而引发冲突。被采访的基层干部群众认为，视频短片软件已经成为农村重要的精神阵地，应该丰富监管手段，引导农民“网红”，防止不良信息对未成年人的影响，让视频短片在丰富农民精神生活中发挥更好的作用。

农村加速进入短视频时代

“现在男人、女人和孩子都会玩‘快手’。在村子里，一些和我同龄的老人会发短片。今年，家里也可以使用宽带，所以不用担心手机流量不足。”宁夏吴中市盐池县大水坑镇大水坑村61岁的张玉贞说。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3月，中国网民人数为9.04亿，其中农村网民人数为2.55亿，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为46.2%；中国的短视频用户数量为7.73亿，占网民总数的85.6%。据推测，中国农村的短视频用户规模约为2亿。

在农村地区，短视频软件如“颤音”、“快手”和“西瓜”是众所周知的所有年龄。宁夏固原市隆德县网络办公室副主任李斌表示，短视频软件门槛低，对受众文化水平要求不高，内容更贴近农村生活，覆盖范围广。

半月刊记者在农村采访中发现，短片正成为农民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一些人在晚餐和工作后打开短片软件，一些农民热衷于用短片记录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短片的流行也影响了一些未成年人。中国西部一个乡镇中心小学的校长告诉记者，在新冠肺炎肺炎流行期间，一些忙于农活的家长把手机扔给洋娃娃，因为他们想在网上上课。大多数视频短片软件都有“青春期模式”，但是孩子们的自制力很差，比如偷拍视频短片，甚至沉迷其中，影响了他们的视力和学习。

主播成为乡村新职业

来自河南省开封市香府区西江寨乡柳村的刘晓芳(音译)通过《红烧肉，农村妈妈这样做》等短片“吸进了数百万的粉末”，然后她成立了一个团队，开了一家商店，探索现场直播和短视的乐队商品。去年4月，她帮助村民在短短10天内销售了5万多公斤蒜薹。近年来，刘晓芳和她的团队每年售出超过25万公斤的红薯。

刘晓芳告诉记者，主持人带货的前提是要有足够的粉丝，而贴近农村生活的短片如农活、摘桃子和蒸饺是她“添粉”的利器。

近年来，尤其是今年，在疫情的祝福下，短片软件迅速成为农民创业的新平台。

28岁的猫王(音译)来自固原市西吉县，2017年他凭借“斩首舞”成为了一名“网络红人”，拥有80多万粉丝。小学毕业的猫王在成为主播之前，用三轮车拉砖头。成为主播后，他每月最多能挣4万多元。猫王感叹道：“我是一个没有技能的农村孩子。”这是一个改变了我命运的短片。”

除了带来商品，短片主持人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粉丝刷礼物和“隐藏的带来商品”。拥有50多万元“老村长”形象的主持人侯说：“现在大家都更讨厌带东西了。为了防止“掉粉”，卖家通常会进入直播室互动刷礼物。我‘帮忙’讨价还价，然后推荐产品。现场直播室的粉丝们。”

虽然做“网红”赚了很多钱，但只有他们知道其中的艰辛和焦虑。一些农村主播没有力量组建团队，他们必须运营自己的节目和视频。为了保持人气，主持人基本上每晚都现场直播，他们沙哑的声音成为他们的“标准”。

短片在农村地区很受欢迎，主播已经成为农民的新职业。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主持人以粗俗的炒作和粗话挑战公共秩序和良好的风俗习惯，一些农民肆无忌惮地为主持人“刷礼物”，造成家庭冲突，这些都对农村文明产生了影响。

西部某县网络信息办公室主任告诉记者，“网红”的一些直播节目粗俗不堪，有的在直播室打着方言的幌子大肆炒作，有的则通过恶语相向、摆姿势引人注目。去年，该县网络信息办公室和其他部门采访了该县10多个主持人，有10多万名粉丝。

一些主持人抓住粉丝“看热闹”的心理，炒作一方出轨，在直播室引发“骂战”。侯的妻子田说：“我过去常常看到一些情侣在直播现场面对面，因为其中一方出轨了。”我担心店主会成为破坏美好家园的锚。后来，我意识到这些都是自我指导。”

西部某县乡镇派出所副所长李告诉记者，今年6月底，辖区内一对夫妻因丈夫“奖励”主播，丈夫伤害妻子，引发家庭矛盾，经多方调解，矛盾得到缓解。猫王告诉半月刊记者，他在主持人圈子里听说，一个背上粘着水泥的“受难者”在一个晚上用4000多元的礼物擦了锚。

据中国西部一个县人民法院的家事法庭庭长说，在过去的两年里，一些主持人在网上摆姿势，无视家庭事务，一些村民奖励主持人超出他们的经济能力，这导致了婚姻破裂的逐渐增加。这一新趋势需要关注。在采访中，农村选秀节目主持人曾凤凤无意中在她接触的主持人圈子里谈到了离婚“一层人”。

另类短视频冲击乡风文明

短片的流行有效地丰富了农村人的精神生活，但与之相关的一些社会问题也不容忽视。

首先，要丰富基层网络信息部门的监管手段。目前，基层网络信息部门监控短视频软件的手段很少，一些基层网络信息部门主要依靠人工监控。由于人力有限，只能集中监控少数粉丝较多的主播，而且大部分基层网络信息部门没有执法权，使得监管低效、范围小、力度有限。一些基层网络信息办工作人员表示，要借助科技不断丰富视频短片监管手段，提高监管效率。

其次，要引导和利用好农村的“网红”。大多数农民的“网红”来自基层，他们更了解农民的喜好和精神需求，也知道如何与农民沟通。基层网络信息和宣传部门应抓住机遇，看到农民“网红”的优势，加强正面引导，使其成为传播正面能量、引导农村舆论的生力军。

最后，有必要防止短片对未成年人产生不良影响。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众多，部分农村未成年人因父母忽视监管而接触短片软件甚至沉迷于短片软件，这对他们的身心健康产生了负面影响。一些一线教师认为，在学校之外，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整个社会都应予以关注，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短片对未成年人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