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放了我》看数字企业的行业示范和社会价值

由网易电音品牌放刺与网易云音乐联合策划推出的电音纪录片《放了我》第二季于3月22日正式收官。该系列纪录片以人的视角切入，不仅记录当代中国电音人的生活和声音，也引发了不少争议，探讨和对电音行业更多关注。

随着网络舆论场的持续割裂甚至极化，讨论年轻人的文化越来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生硬的说教自然玩不转，但试图讨好以及符号化依然可能引起年轻人的反水。

《放了我》可圈可点之处也正在于此：电音作为一种包罗万象、在国内发展迅猛且粗暴的年轻文化，很容易陷入为了叛逆而叛逆、为了标榜而标榜的形而上; 电音人作为敏感的文艺人群体，也会对任何标签化的试图表示反感。因此，如何选择立场和如何体现真实成为关键。

《放了我》第二季采用了非标签化的镜头语言和开放式文本，展现了真实的年轻人，隔着屏幕就能够感觉到一种冲突，人物与自身，与社会，甚至与屏幕之外的观众之间都有一种剑拔弩张，这种冲突感在剧集《我不叫女DJ》中最为明显，评论区也出现大量争论。

算法驱动下的信息茧房效应，不但没有消除不同文化个体的偏见，反而使得其持续加深，群体之间的隔阂不断放大。《放了我》做的正是致力于打破这种偏见和隔阂，片中记录的几位电音人，价值观、知识背景、生活环境以及对电音的理解都截然不同，完全颠覆了局外人对电音文化和电音人的刻板印象。

从《放了我》第一季到第二季，导演团队继续深入挖掘中国电音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世界，进一步消除了社会对电音行业的误解，也给年轻人另一种榜样的力量。

此篇还隐性地探讨了一些与当代中国青年人群体有关的前沿议题，比如女性独立和职场挑战，年轻人逃离都市生活忠于自我，数字时代的代际公平性和机会均等。在《后后后浪》这一集里，两位一零后电音爱好者在电音世界里的自由翱翔，就遭到了很多90后甚至零零后赤裸裸的羡慕，也打开了对中国电音未来的想象。

在过去的一年多内，新冠疫情几乎横扫所有服务产业，文娱行业更是首当其冲。但网易放刺通过积极的业务调整与革新，成功创造推出了一系列优秀的演出IP及商业合作案例，极大彰显了其组织韧性和逆周期创新能力。面对疫情阴霾下的文旅行业和展览行业颓势，网易放刺策划推出了“文旅+电音”直播演出IP FEVER LIVE和“艺术+电音”夜间美术馆演出IP FEVER ART，为合作行业创造全新消费场景。而当核心业务之一的演出业务遭受疫情极大冲击时，网易放刺则重点发力音乐制作业务，先后与网易电竞、网易游戏“明日之后”以及隅田川咖啡等开展广泛合作，用优质电音内容提升合作伙伴营销效能。

2020年底，网易放刺的首家线下电音体验中心也成功落户上海东湖路9号，以实际行动表达对电音行业的看多态度，鼓舞行业士气。而在悲观市场情绪下的逆周期布局，更体现了放刺品牌与电音行业深度捆绑，荣辱与共的长期主义。后疫情时代对企业的数字化生存能力提出了必然要求，网易放刺围绕电音展开的一系列线上线下的动作，也体现了放刺对于冲击的回应能力，以及对新技术和新消费趋势的把握能力。

互联网对实体产业的持续渗透，让巨头企业的外部性进一步加强，企业责任不只是创造基于股东、客户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需要更多地考虑公众利益，以及主动参与社会议程设置。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下，企业的这种外部性空前加强，企业和非政府组织、政府、机构等之间通过深度合作，实现了商业和社会价值的双赢，从Zoom会议系统到疫苗的联合研发和全球分发，无不如此。

年轻的电音品牌网易放刺围绕中国电音生态所做的一系列努力尝试和积极的议程设置，正是意图在这个垂直而新生的领域，深度扶持和对话中国年轻人，参与培育青年文化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