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烨：人艺工作30年，还被叫做“小烨子”

北京人艺建院70年来，正式在编的女导演屈指可数，如今还在执导话剧的只有唐烨一人。10岁时，她就参演了儿童片《四个小伙伴》，进入了中央电视台银河少年艺术团。中学时，她担任央视中学生栏目《我们这一代》的主持人，同时执导了第一部中学生自己创作演出的电视剧《养吊死鬼的孩子》，并凭借该剧获得北京市中学生银帆奖、北京市十佳中学生“希望之星”称号。18岁时，她考入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是班里唯一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最小，但成绩却总是最好。多年来，她不仅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扮演过很多角色，而且作为配音艺术家，为《乱世佳人》中的斯嘉丽、《红与黑》中的玛蒂尔德、《唐顿庄园》中的玛丽、《米老鼠和唐老鸭》中的米妮等众多外国译制片中的经典角色赋予了令人难忘的声音。

然而，她最重要的身份，还是北京人艺国家一级导演。由她参与复排导演的《蔡文姬》刚刚结束了院庆版的演出，如今，她又帮助演而优则导的“新锐导演”龚丽君正在执导《晚安妈妈》。在人艺的排练场里，经常听到满脸笑容的唐烨甜甜地叫着“濮哥哥”“帆姐姐”“立新哥哥”“小艺姐姐”“龚姐姐”……而大家也都亲切的管她叫做“小烨子”。有时当着年轻人的面，她也会有点不好意思，笑道：“都是老烨子啦！”但在北京人艺这个大家庭里，已经工作了三十年的她，依然觉着自己永远是个小字辈儿，有好多前辈在身边，有好多东西需要学习。

1992年进入人艺参演《茶馆》告别版演出

问：朱旭老师曾经说过：“在北京人艺这个剧院，我永远长不大。”感觉你这么多年也没什么变化，但是算起来，你今年到人艺已经三十年了。

唐烨：是啊，我来人艺那年是1992年，正好是人艺建院40年，今年人艺建院70年了。前几天剧院组织大家合影，他们让我坐着，我说我可不敢，哪儿能轮到我坐着啊！但是确实在职的员工里我算老的了，我都轮到坐着合影了。

记者：你是北京人艺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女导演，也在人艺演了不少戏。你当时到底是以演员身份还是导演身份进入人艺的呢？

唐烨：我是学导演的，当时进人艺时，剧院人事处一个老师找我谈话，问我：“你知道什么是边幕吗？你知道侧幕条是哪根吗？你知道有多少道幕吗？要不你先去演员队吧！”就这样，我先进了演员队。到人艺第一年，我就演了七个戏。《茶馆》是头一个，在里面演了三个小角色，其中一个是老掌柜的孙女小花，亲身经历了1992年那一场老艺术家们的《茶馆》告别演出。我还演了《红白喜事》《小井胡同》……在不同的戏里演各种小孩儿。《军用列车》那个戏里一共七个孩子，我跟六个真小孩一起演，我当时心里紧张死了。《鸟人》里，我演一个摊煎饼的。排练时我还去大街上看别人怎么把煎饼摊圆了。正式演出时，我力气小，推不动煎饼车，于是每场演出时，王涛、孙星他们几个就趁暗场的时候帮我把车推上台，我就在台上摊煎饼。

跟随各位名导合作受益良多

记者：在人艺的舞台上演戏的感觉应该也是很过瘾的，而且你演的很多角色也都得到了很大的认可，比如在《阮玲玉》中你扮演的小玉，被认为既演出了孩子的感觉，也演出了人物的思想。但你后来为什么还是做导演了呢？

唐烨：说实话，我觉得自己的外形条件做演员是受限制的，而且自己学的也是导演。我在人艺真正开始涉足导演工作，是1997年跟着林兆华老师排《渔人》，后来还给任鸣老师和苏民老师当过副导演，自己也独立导过十几部作品了。

记者：这些导演的风格大不相同，你跟着他们工作，有什么感觉呢？

唐烨：我觉得首先要做好服务工作，而且无论是跟这些导演合作，还是和其他艺术家合作，都会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比如林兆华老师，我觉得他是一个抓大局的导演，而且特别善于挖掘演员好的东西。有人说他不给演员讲戏，是因为听不懂他真正在说什么。其实他很会启发别人。他看上去像是在跟你聊废话，什么“你这项链不错，衣服挺好看的”，其实是他觉得你紧张了，所以让你放松点。

我曾经跟他探讨过，该怎么演6岁的孩子？他说：“你先甭管他几岁，咱先演个孩子。孩子怎么说话？你去抓他的特点，不用先从外表上入手。”他排《茶馆》的时候，没我的戏，我也会坐在他旁边看，看他对待不同的演员，有不同的方法，有些是需要打压型的，有些是需要启发型的。所以现在我导戏，也知道要根据演员的特点，有些人本身就容易紧张，你再打压他，他就说不出话来了，所以你要鼓励他；而有些人，不给阳光都灿烂，你就需要适当“打击”点儿他。

我还记得大导林兆华说过一句话，他说“导演就要多看书，什么书不重要，杂一点”，因为不一定什么时候就会遇到相关的东西。我排《故园》的时候，因为这个戏跟台湾会馆有关系，所以就看了很多抗日时期的资料，我们那时排练场里满墙贴的都是相关资料。排《社区居委会》的时候也是，各个区报上来各种有意思的好人好事，或者抗疫中发生的真实事件，我们也在排练场贴了一墙。

任鸣院长属于特别愿意给大家空间的导演。他会给大家一个大的方向，让演员尽量去发挥自己的能力，这是他的特点。苏民老师在古诗词方面的文化造诣特别深，而且他学过绘画，所以对舞美的要求、对诗意的追求比较多。他老让我们看《古文观止》，我觉得好难读，一篇我就得啃半天，因为有太多典故不知道，老得去查。还有《资治通鉴》，他让演曹操的演员去看第多少页到第多少页；就连我们演宫女的演员，也给我们找出几页要去看。他说看完会对你们有帮助，让你了解朝代，了解历史。

记者：你跟苏民老师合作次数最多，而且我看现在的《蔡文姬》节目单上，你的名字和苏民老师的名字已经都写在重排导演的位置上了。

唐烨：我跟苏民老师合作是从2001年，当时他复排《蔡文姬》，院领导找到我，说苏民老师岁数大了，让我在演戏中的角色同时再兼职当副导演。之后，苏民老师复排《李白》和《天之骄子》，也都让我做他的副导演，我特高兴。2007年，重排《蔡文姬》的时候，苏民老师生病住院了，他特意给院里写了一封信，说：“这一次唐烨付出的努力比我多，算我俩联合导演。”非要把我的名字跟他列在一起。

后来重排《天之骄子》时，刚建完组，苏民老师又住院了。虽然他没怎么来剧院，但是我到医院去看望他的时候，他把自己的笔记都给我准备好了，让我拿去根据需要随意使用。而且他又跟剧院说：“这一次的排练我根本没有来，都是唐烨完成的，所以我不能挂导演的头衔，随便挂一个艺术指导或者不给我挂名都可以，因为我没有付出劳动。”那些年我导演的戏，苏民老师都会去看，每一次看完还会打电话告诉我，哪里特别好，哪里还不够到位。苏民老师这种对待艺术极其严谨，对待晚辈无私奉献和扶持呵护的精神，都让我永生难忘。

坚守人艺传统传承人艺精神

记者：北京人艺今年建院70周年了，你认为人艺的传统是什么？

唐烨：人艺的传统我觉得一是像苏民老师那样的严谨，他是我们剧院艺委会的成员，每次有新戏剧本，他都会仔细看，看后会特别认真地提意见。老先生们身上的文化底蕴也是我们自愧不如的，但从什么时候开始学都不晚。

濮哥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他50岁开始练书法。我们去年一起去大凉山演出《洋麻将》，约着每天早上8点到楼下吃早饭，见面的时候他特别得意，说：“我今天的大字都交了！”我们说您到大凉山来还写大字啊？他说：“我带着作业来的。”他自己给自己留的书法作业。所以我们再忙，能有濮哥忙吗？但人家都能这么坚持。另外在人艺这个平台上，会让你看东西的角度和眼光不太一样。人艺还有一种责任担当或者社会担当，比如在剧目题材选择上，重大事件人艺基本从不缺席。

记者：你在北京人艺工作了三十年，现在是剧院的中流砥柱，还是人艺艺委会委员，你怎么看待人艺精神的传承呢？

唐烨：我觉得无论是“一棵菜精神”或者“戏比天大”，其实平时可能并没有想那么多，就是事情来了，我们就去做。2020年院庆时，剧院搞了一台晚会，演出很多经典剧目片段。第一个找我来的是龚丽君姐姐，她说：“这次给我搭档了一个新的周萍，你一定得帮我看看！”她都演了那么多年繁漪了，还这么认真敬业。第二个找我的是蓝天野老师，他给我发了特别长的一条消息，说：“我这次自不量力，又要演董祀了，《蔡文姬》第三幕你一定来帮我。”然后还有濮哥。《李白》这个戏，濮哥演了30多年了。但每次复排，他都会说：“唐妹妹给我看看，我这个地方想这么试试，好不好？”我们就一起探讨，如果觉得改得不好，就调回来；如果觉得好，就保留。

他们都演了那么多年戏，还在精益求精，但年轻演员没人主动找我，都是我去主动找他们。因为我觉得老先生们就是这么做的，我们都是照着他们学，希望能让后来的同事们感受到这才是真正的人艺。包括体验生活，我们也一直在坚持，我觉得特别受益。即使排剧院外的戏，我也依然会这样做，带着剧组的人一起去采风，去体验生活。还有我们的经典剧目传承，这是我们剧院的一个特点。比如《蔡文姬》会保留唯美大气的话剧民族化样式，但在节奏上会有一些微调。《洋麻将》可能也跟当年主创的解读不一样了，会有我们自己的当代理解。

记者：现在北京人艺每天演出开场前播放的观众提示，也是你录制的吧？

唐烨：对，这几年出现疫情，我还主动建议又录制了一版提醒大家注意疫情防控的观众提示。今年《蔡文姬》院庆版演出，我自己还去印了很多纪念款口罩送给大家。这么多年了，剧院就是我们的家，什么事情不能都等着剧院安排，我们也都应该去为剧院想着。

唐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国家一级导演，北京人艺艺术委员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北京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家协会会员，北京电视家协会会员。

曾获话剧“金狮优秀导演奖”，入选北京市四个一批人才，荣获北京市高创人才领军人物称号、北京市三八红旗金质奖章。执导剧目获话剧“金狮奖最佳原创剧目奖”、奥林匹克戏剧节优胜奖、北京市文学艺术奖、北京市文化局小剧场优秀剧目奖等。为上千部中外电影、电视剧配音，主播的《孔繁森》《楼上楼下》等多部广播剧多次获五个一工程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