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外说”：在文人的余晖里一步跨入当代

自2016年以来举办的“场外说”，迄今已有四十余场，每每以艺术事件、社会议题在城市的公共空间内展开讨论。“场外说”没有固定的地点，遍布杭州全城，偶尔会去上海、北京。昨日幻景漫漶融入近年来往返沪杭间的城际高铁上，飞速流动的窗框看不清眼前，惟虚浮远方不动的山水历历在目。在音洁的“场外说”，纷至沓来的新人新事，每令我重复回到初醒杭州街边花台的一幕。

从前我去杭州住不起旅馆，多在三个地方寄宿：浙江美院、杭州话剧团和武林门外弃之无人的朋友家。这三处羁旅映衬钱塘山水人文的历史残像，曾令我大失所望，直到音洁的“场外说”，还我竹月筛窗的慰藉，开始修补记忆：我凭吊的不是七百年前亡于蒙古铁蹄的皇朝，不是世界上造诣最高的艺术家君主，而是唐宋之变后的文化社会、遍地诗文，以及江南戏剧的狂飙人物。

音洁将古都的绵长文脉提挈至当代公共活动的现场，激活古往今来一脉相承的真人本人“文人表演”。她创作了《游园·今梦》《韩非与李斯》《罗曼·冯·恩琴》等文学性剧场作品，四十多场对话广邀专家学者、技艺达人、性情男女，散漫讨论社会事件、艺术创作、性别、伦理、思潮、生活方式，直言歌抒而情理交融，条分缕析又无边无际，不是死文本辩对，是真人在场。

戏剧是行动的艺术，但不必一定是摹仿性的行动，人类学家视各种民族风俗仪式为文化的戏剧表达，多为非摹仿性的集体行动。古代行吟诗人传颂的史诗人物或可称再现性表达，但他们口头叙事的现场却是真人本人的表演，属于诗人一贯的直接行动，是后来“石制剧场”中摹仿性和非摹仿性行动戏剧的根源，伴随诗人展示行动的围观参与，便是最初的剧场。是故，欧洲古代文献将文人们在一个私人或公开的场合中的直言、陈情、朗诵、辩驳、讨论及观演互动称为剧场，与圆形大剧场（amphi-theatron）同名，顺理成章，今日中文学界译为“文人剧场”，也是十分妥当。君不见，中国传统中的随地户外演出、勾栏瓦舍无隔离的市集环境、私人家园的堂会以及民间招之即来的文人雅聚，不是比欧洲更当得起一个“文人剧场”？

二

我对文人诗文的兴趣远不及对文人行动的兴趣。我说杭州是座“最对不起戏剧的城市”，是对比她昔日的明星熠熠：李渔的《闲情偶寄》重要，他开设家班巡演各地也很重要；洪升的《长生殿》重要，他的功名被革，浪迹江南民间社会，醉酒乌镇落水而亡更为重要；王钟声首创灯光舞美重要，春阳社政治戏剧重要，革命失败被杀牺牲更重要；诗人林逋的诗文不重要，他的不婚主义，梅妻鹤子的终身行为更重要；李叔同的音乐美术戏剧重要，他的剃度为僧更重要……

明白这些，有助理解“越人务实”背后价值逻辑的可爱。已是一个和尚，太虚竟在僧团体制内提倡“人生佛教”，推行宗教改革；已是一个留欧的学人，蔡元培却终身活动在北京大学、中央博物院、文化界救亡协会等机构组织中；已是一个电机权威发明专家、禅史作家和教育官僚，顾毓秀还要写十几部话剧，推动“国剧运动”，在上海建立戏剧学校；已是一个文学大家，戏剧的门外汉鲁迅竟能超越西方戏剧的百年嬗递，写出极简主义剧本；已是一个赴死的刺客，秋瑾仍不忘乘坐四轮马车闯入北京的戏院，破禁成为中国剧场的第一个女性……

我对文人行动的兴趣，更聚焦女性：秋瑾被杀，女诗人徐自华如安提戈涅，冒死为她收尸建坟，尹维峻往返沪杭，短枪炸弹为她复仇；满女惠兴筹办女子学堂，被人拖欠尾款，自杀讨回；“南社”唯一女社员林宗雪，鼓动女性离家从军，功成后女军解散有家不回，办学校开公司养她们，女子股份制企业首创……都是“有文化的女性”以身示范。明白这些，恍然大悟，以文学思辨和说话见长的“场外说”为什么不屑从“话剧”开始，而是从“后宋都”民间社会未尽的余晖一步跨入当代。

三

音洁欣赏比利时导演米罗·劳《根特宣言》所提出的剧场创作和运营准则，“不仅要描绘世界，更需要去改变它”，她介入社会的方式是谈话。她以艺术史专业所受的哲学训练和思辨兴趣，安排组织的相当一部分主题呈示本具哲学和理论特质，但她声明，她力图呈现的是知识平面，而不是沉醉用“深度语言”引发理论幻觉，将大多数人排斥在外。也就是说，当人们置身“场外说”，不是来到分工为哲学家的福柯、德勒兹的专业领域，而是来到未被分工为哲学家的“杰出市民”身边，如苏格拉底街头一对一诘问、柏拉图学园师生边走边聊。

这样的区分我非常喜欢。我们之所以需要“剧场”，是因为它不再是学院课堂和著述空间，据此，我更乐意称音洁的“场外说”为“文人剧场”。

这就对了——即便在古代，“文人”也不能“见文不见人”，“文”，端是艺文技术合一的整体，“人”，却是文化身体的日常，“文人”是生活有机性的社会存在。绕是贵族，周代六艺通俗，骑马驾驶穿衣打扮无所不包；宋元后渔樵耕读身份流动，撇开文人相认的物范，俗人百姓行街入市辨识“文人”，恐怕相貌身韵举止谈吐上，很难将文人与艺人伶人匠人乃至渔人樵人甚至僧人道人相区别，这一点，古今一同。所不同处，今日职业的分工，让文人更容易以学院、机关、单位、会议等来区分，而变为“职人”。“文人剧场”因此是蝉蜕哲学家、科学家、政治家、法学家、美学家、物理学家、艺术家的职业外衣，还原自己文化身体舞动不息的再生之地。

“场外说”偶尔也是“女权剧场”，但来客大多年轻，不谈婚嫁生育，少涉私人感情，理论架构高屋建瓴，男权招架不住。女性空间天生富于生活的气息，我看音洁的主持，兼容并蓄，主题庞杂无不统一于生活界面，来来往往顺畅无碍，难道无关性别风格？音洁时而编剧，时而导演，时而剧构，时而策展，时而演员，时而学者，当然更多是公关总务、后勤总管，她的大多数工作是一种从理论到现场的“排演”。

当我试图以“文人剧场”观察命名音洁的“场外说”时，发觉同类空间许许多多，但细究之下，大多数仍禁囿在原有体制内，少有这样一个以“剧场行动者”的方式行事建成的面向未来的“异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