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游戏、谈恋爱，考试随便应付下就“及格万岁”，甚至“多一分都是浪费”——这种被一些人视作“幸福”的大学生活即将成为追忆。
近日，教育部出台《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以下简称“新时代高教40条”)等文件，决定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按照意见要求，全国高校将开展“集体行动”，严把毕业出口关，加强过程考核，取消“清考”制度，并对教师评价等“指挥棒”进行调整。
“一部分学生天天打游戏、睡大觉、谈恋爱，一部分教师(不是极少数)‘认认真真培养自己、马马虎虎培养学生’，一部分学校对本科教育‘领导精力投入不足、教师精力投入不足、学生精力投入不足、资源配置不足’的所谓‘好日子’应该也必须一去不复返了。”在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时，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岩强调。
记者注意到，“新时代高教40条”提出了高水平本科教育的总体目标：5年后建成一批立德树人标杆学校、一批一流本科专业点;到2035年，形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高水平本科教育。这也是继2018年6月召开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之后，教育部针对本科教育改革首次给出的清晰时间表和路线图。
重拳频出，要治中国本科教育的哪些“病”?具体开出了什么“药方”?各方反响如何?
问题 学生不爱学，本科四年成“放羊”
对策 加强过程管理，文凭难“混”
近日，华中科技大学将18名学分不达标的学生从本科转到专科一事，引起公众极大关注。
“现在大学里，有些学生醉生梦死，这样是不行的。”吴岩告诉记者，本科教育改革的一个思路就是大学要合理“增负”、严把出口关，“适度增加不能按时毕业的学生是应该的，本科生有一定的淘汰率也是必然。”
记者发现，“严格”成为此次“新时代高教40条”为本科教育改革明确的一大方向。
比如，在考试管理上，将“加大过程考核成绩在课程总成绩中的比重”，要求“完善学生学习过程监测、评估与反馈机制。加强对毕业设计(论文)选题、开题、答辩等环节的全过程管理”。针对以往有反映就是“走过场”的论文答辩环节，提出“加强对毕业设计(论文)选题、开题、答辩等环节的全过程管理，对形式、内容、难度进行严格监控”。同时，在考察形式上，强调要“综合应用笔试、口试、非标准答案考试等多种形式”。
“这意味着平时成绩会更加重要，以往那种平时不学、考前抱佛脚的学习方式将行不通了。”清华大学学生刘华宁告诉记者。
但在严格管理背后，中国本科教育一直以来的短板还在于“如何让学习真正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潜能”。
吴岩告诉记者，要实现“增负”，并非是增加课程的量，而是以提升学生质量为目的，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记者注意到，围绕这一点，“新时代高教40条”也作了相应的政策设计。比如，探索将辅修专业制度纳入国家学籍学历管理体系，允许学生自主选择辅修专业;推动健全学分制收费管理制度，允许学生自由选择辅修课程等。具体到课堂教学上，则提出要“大力推进智慧教室建设”“积极推广小班化教学、混合式教学、翻转课堂”。
“这对学校的课程设计和老师的课堂讲授提出了很大的挑战。今后的本科教育课程要更多地在难度、深度和挑战度上做文章。”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唐斌如此解读。
问题 老师不愿教，不爱讲台爱科研
对策 突出教学激励，建立教师个人信用记录
将被“严格要求”的不只是学生，还有老师。
记者注意到，“新时代高教40条”中有相当大一部分篇幅放在了“全面提高教师教书育人能力”上。这也是瞄准了此前一直困扰本科教育改革的另一个“顽疾”——老师不愿教书，不爱讲台爱科研。
“国家推出‘双一流’计划已近三年，时至今日，一些高校对‘双一流’中一流学科的认识，依然停留在一些显性指标上，甚至把学科等同于科研。为数不少的高校认为，只要教师科研做好了，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博士生作为科研生力军能出成果，实现‘双一流’建设的目标就不远了，本科教育成为科研和研究生培养的陪衬。”西南交通大学校长徐飞表示。
“教学成绩难以量化，不少高校把教师上了多少课时只是作为职称晋升的‘及格线’，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项目数、论文数。”北京某高校一位不愿具名的教师告诉记者，如果“指挥棒”不调整，这股“教师不爱讲台”的“歪风”就很难刹住。
记者发现，此次“新时代高教40条”对教师评价体系作出了不少具体的调整，包括加强教育教学业绩考核，在教师专业技术职务晋升中施行本科教学工作考评一票否决制;加大对教学业绩突出教师的奖励力度，在专业技术职务评聘、绩效考核和津贴分配中把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作为同等重要的依据;对主要从事教学的工作人员，提高基础性绩效工资额度，保证合理的工资水平等。
与此同时，“新时代高教40条”还要求，建立教师个人信用记录、完善诚信承诺和失信惩戒机制，加强高校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建设、全面开展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培训等，全方位、多渠道地提升教师教书育人的责任感和能力。
但在采访中，也有一些教师对“新时代高教40条”的实施效果表示了疑虑。
“‘新时代高教40条’制定比较宏观，关键要看这种‘同等重要’怎么落地，要有具体政策。”上述那位不愿具名的教师表示，此前其所在高校也出台了类似“一票否决”制度，但对教师积极性的调动作用并不显著，“大家还是把教学当成一条‘及格线’，下大力气拼抢的还是科研。比如在津贴分配中，一堂课课时费200多元，发一篇核心期刊800元，还在职称晋升时额外加分，这种差距不拉平，导向就很难形成。”
问题 高校少自省，质量文化待完善
对策 培育质量文化，强化高校主体意识
在建设高水平本科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至关重要，那就是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
记者了解到，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高校广泛开展了质量评估和专业认证工作。截至目前，先后有1100多所本科高校、800多所高职院校接受了评估。但这一过程中，也并非没有短板。
“一是忽视了高校的质量主体地位，质量标准由政府制定、评估由政府组织，高校只是评估的被动执行者和质量保障过程的被实施者，缺乏自身办学质量的思考和把控，即便有，也是只说好不说坏。二是现在各种质量工程使得高校把工程要求作为质量标准，忽视了自身办学的多样化和个性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质量建设的短期化和功利化。”一位长期从事高校质量评估工作的专家告诉记者。
记者发现，在“新时代高教40条”中，“加强大学质量文化建设”部分着墨甚多，并着重强调要“强化高校质量主体意识”，各高校要“建立本科教学自我评估制度”，“将评估结果作为校务公开的重要内容向社会公开”。此外，还将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形成覆盖高等教育全流程、全领域的质量监测网络体系;推进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认证工作，开展保合格、上水平、追卓越的三级专业认证。
“高校不仅要设计标准、学会如何为自己‘打分’，还要让这种质量文化观成为深植在每一位师生心中的标准，而不是依附于外部评估。”有关专家表示。
“除了高校自评外，‘新时代高教40条’还把评估、认证、督导等工作置于质量文化之下，让其为高校质量文化生成发展服务。”教育部评估中心院校评估处处长刘振天认为，必须改变长期以来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外在性和技术性，使质量真正成为国家、社会、高校以及师生等每一质量主体的内在成长需要，“质量文化一旦形成，又反过来影响质量评估、认证、具体的教育教学工作，这种影响是内在的、长期的、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