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的过程中，系统内部竞争客观存在，这种竞争总体而言是好事，要发展就要有竞争，这是市场经济大背景下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不例外。但是，凡事都有利弊两个方面，高等教育体系内的竞争也出现了一些不良倾向，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首先表现在生源竞争上，从本科生生源到研究生生源，各高校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中国高教界有一个惯性认识：研究型大学的基本标志是研究生超过本科生。这就导致部分中国一流大学特别是立志冲击世界一流的名牌大学，都把研究生在校数量搞得比本科生在校数高出很多。而本校本科生毕业后，除去就业、出国外已所剩不多，即使全部报考本校研究生，也不敷其数，这就得靠第一档的“211”大学来补充缺口。而大量“211”高校考研的本科生高升高就，只能去“掠夺”省属二本乃至三本的生源，形成“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奇特景观。这种竞争性的生源流动不利于因材施教、分类培养，给许多行业性院校造成相当严重的生源质量困难，个别院系与专业甚至出现研究生质量不如本科生的倒挂问题，迫使一些院校在政策之外另辟蹊径，挖空心思地弄出歪招怪招把本校本科生源留住。
其次是优秀人才的校际争夺。人才流动本是正常现象，但目前高等院校在优秀人才引进方面的竞争却异常激烈，用人才争夺大战来形容也许并不为过。很多高校“重金”吸引人才，许多经济状况力不从心的高校也不得不勉为其难地砸下重金高价“收购”，否则就面临被掠夺一空的危机。相比较而言，东南沿海各省高校具有明显优势，而东北、西北则是净流出地区，处于很不利的地位。从神州上下直到海内海外广挖人才，客观上加剧了中国的出国留学潮。
上述两种现象对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的消极影响显而易见。教育强国建设需要呼唤高等教育发展提质加速，但中国高等教育做大做强理应有一个良好的内部结构与生态。当然，我们必须承认，上述问题只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特征，不过是特定历史时期与特定条件的产物，将随着高等教育的深入发展而逐步得以消解。但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推动高等教育的内涵发展必须对此给予足够的关注。
这两个问题并非是哪个高校或地区能独立应对解决的，而是一个全局性、结构性的问题，因此需要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上从宏观层面做系统谋划，积极主动地化解其中的消极影响，最大限度地发挥生源与人才良性竞争的流动机制。
第一，不应鼓励并拒绝炒作各种名目的“大学排行榜”。
近些年来，国内兴起了若干种很流行的“大学排行榜”，对各大学进行打分“排队”，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对高校的牵引与拉动效应也越来越大。一些高校为了排名而不得不投入资源，这也给高校发展带来明显压力。
但是，这种排名很难说具有多少科学价值，不同类型的高校依托的行业不同，各自的类型差距很大，仅仅用一张表格、一个标准来衡量优劣好次是不公允的。很难说这样“排队”能适应中国的国情，因为中国是一个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地域环境对高校影响巨大，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高校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高校各自发挥的作用大相径庭，没有多少可比性。
正因如此，当前流行于中国的大学排行榜总体上弊大于利，并不利于推动高等教育的内涵发展，更不利于高等院校之间的良性竞争。
第二，加强宏观政策的引导与调控。
任何意义上的资源配置都既要发挥市场作用，又要做好宏观政策上的调控与引导。高等教育办学与发展的资源配置也是这样。现在有一种说法叫“扶优不补短”，从争创世界一流的角度来说，这个提法当然是对的。但仅仅这样还不够，高等教育发展仍然有一个“填平补齐”的问题，采取必要的政策手段去扶助发展滞后的高校，使之跟上发展的步伐，这是工作的另一个方面。上述两个方面都不可忽略，不能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否则发展的差距拉大难免出现大面积的掉队，造成严重的不平衡，酿成新的大问题。
第三，适度进行布局结构调整。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我国高等院校进行了大面积和深层面的布局结构调整，奠定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基本布局与总体结构。高等教育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同这次大规模布局结构调整分不开。将近70年过去了，我国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高等教育的基本布局还停留在过去，特别是一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高校数量与规模明显溢出，蜕变成了为发达地区培养输送人才，同地域环境很不匹配，也需要及早进行结构性调整。
总之，推动高等教育走向良性竞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通过必要总体战略设计及宏观政策引导，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竞争机制将成为推动内涵发展的澎湃动力，有效助推我国的高等教育强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