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选择在2018年9月10日教师节，也是他54岁生日时宣布，将在一年后，也就是2019年阿里巴巴20周年时不再担任董事局主席。比他小7岁多的阿里巴巴集团CEO张勇将接任他的位置，从现在开始进入过渡期。张勇接任后马云将继续担任董事，直到2020年阿里巴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
“世界那么大，趁我还年轻，很多事想试试，万一实现了呢？”
马云在公开信中说，他未来除了继续担任阿里巴巴合伙人和为合伙人组织机制做努力和贡献外，想回归教育。
马云在商业史上创造过很多时刻。今天，从“社会价值驱动的企业家”到“有企业家精神的教师、公益家”，这是一个新的“马云时刻”。
回顾前瞻，这些“马云时刻”意味着什么?我有很多联想和感想与大家分享。
因为一直做美国商业文明研究的关系，我联想到了一些美国时刻。
第一个联想是“华盛顿时刻”。
乔治·华盛顿奠定了权力按期有序交接的制度。作为声望卓著的开国总统，他1796年9月17日在费城《每日新闻报》发表告别演说，向公众声明，谢绝将自己列入下任总统候选人名单。他说：“我决定解甲归田，悄然离开政坛，这并不意味着我对你们未来利益的漠不关心，也并不意味着我对你们过去给予我的信任表现出来的冷漠，恰好相反，我的这一决定正是对你们未来的利益的关心和对你们过去给予我的信任的感激。”
虽然中国商界有不少企业家都顺利实现了交接班（如王石、柳传志），但马云是对交接班考虑得最系统、最有规划性、最全面的人。
马云是企业家，却很早就在思考交接班问题。用他的话来说，“我们相信只有建立一套制度，形成一套独特的文化，培养和锻炼出一大批人才的接班人体系，才能解开企业传承发展的难题。”为此认真准备了10年。阿里巴巴通过独特的合伙人制度实现公司文化与控制力的传承，不是押宝到某个人身上，而是下注于整个组织、文化、决策机制、人才梯队。这是马云最花心血的地方，后面会详细解释。
第二个联想是“洛克菲勒时刻”和“卡内基时刻”。
约翰·洛克菲勒和安德鲁·卡内基是美国历史上最为富有的超级大亨，他们都生于1830年代，出身平民，白手起家，在南北战争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过程中，抓住石油和钢铁等基础产业大发展的机会，成就了商界伟业。同时，他们也因为垄断性地位饱受争议。不过，如同传记作家阿兰·莱文斯所说的，“洛克菲勒的巨大财富不是从别人的贫困得来的。他不是像陨石那样破坏一切而前进，而是经过1/4个世纪的大胆冒险，在一个许多资本家都不敢踏入的新兴危险领域中冒险。他也有努力的员工，更有比过去美国工业家们更为睿智而有远见的计划。”马云在中国商界也有争议，但随着时间推移，人们越来越看到他所代表的数字化商业力量的不可抗拒。在晚年，卡内基和洛克菲勒于1910年代先后成立了基金会，成为现代公益基金会的重要奠基者。丘吉尔曾评价：“那些能慷慨解囊而又独具慧眼的富翁对现代科学所做的贡献，堪与历代教皇和诸多王公为文艺复兴时期所提供的庇护相媲美。在这类富翁当中，约翰·洛克菲勒可谓佼佼者。”
贫富分化是今天中国人普遍关心的问题，在此有必要重温卡内基1889年写的《论财富》，该文被公认为美国的历史文献之一。在卡内基看来，首先，社会的文明化在于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由于具有组织管理能力的人凤毛麟角并不断在竞争中胜出，必然导致财富集中于少数人之手，这是“竞争法则的理性结果”，“社会抨击百万富翁是个极大的错误。因为他们是酿制最多蜂蜜的蜜蜂，即使他们自身得以饱食，也为蜂巢做出了巨大贡献”;其次，“赚钱需要多大本领，花钱也需要多大本领，如此才能有益于社会”，“当文明的基础法则把财富置于少数人之手后，这些人应当合理地处置他们的财富”，既不是将财富作为遗产由家属继承(只对亲属提供保证其合理需求的适当费用)，也不是随意捐出、像丢进大海一样浪费，而是通过专业化的、科学管理的基金会去运作，在教育、医疗、科研等方面投入，以“最合算的方式将剩余财富返还大众，给他们带来长期的利益”。
与洛克菲勒和卡内基相比，马云更为年轻，当他把主要力量用于公益，用创新的方法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非常令人期待。
第三个联想是“福特时刻”和“盖茨时刻”。
如果说洛克菲勒和卡内基是19世纪生产资料领域的商业样板，亨利·福特和比尔·盖茨则是20世纪生活资料领域最有代表性的企业家，他们分别影响了20世纪前1/4世纪的汽车产业和后1/4世纪的个人计算机产业。他们既是经济民主主义的实践者，也是新生产方式和新商业模式的开创者。福特公司开创了流水线作业、纵向一体化等生产方式，微软公司则定义了软件产业。约翰·洛克菲勒在1926年写给儿子的信中曾这样评价亨利·福特，“福特先生是一个新时代的缔造者，没有任何一个美国人能像他那样，完全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看看大街上往来穿梭的汽车，你就知道我绝非在恭维他，他使汽车由奢侈品变为了几乎人人都能买得起的必需品”，“福特先生的野心超过了他的身高，福特创造的成就，证明了我的一个人生信条：人被创造出来是有目的的，一个人不是在计划成功，就是在计划失败。当然，成就伟大的机会并不像湍急的尼加拉瓜大瀑布那样倾斜而下，而是慢慢的一次一滴。伟大与接近伟大之间的差异就是领悟到，如果你期望伟大，你必须每天朝着目标努力。”这些评价也适用于马云，马云正是一个被伟大目标驱动的创业者，他也多次在演讲中说，人一定要有梦想，也一定要坚持，“希望年轻人不要今天下了决心，明天又一如往常不做改变”。
还要补充的是，福特基金会和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是洛克菲勒和卡内基所奠定的公益传统的发扬光大者。福特基金会由亨利·福特的长子埃兹尔·福特在1936年创立，1953年改组后成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重要的基金会之一。盖茨基金会2000年1月成立，目前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基金会，每年在美国本土投入约5亿美元，用于援助发展中国家的约40亿美元，过去18年间在疫苗上共投入了153亿美元。盖茨基金会创造的“催化式慈善模式”，跨国跨部门合作，发挥资源的杠杆效应，驱动系统性的变革，让慈善投入发挥出最大效益，是今天全球公益慈善领域的标杆。
从石油、钢铁到汽车、计算机，再到互联网，时势造英雄，代代有新人。马云是中国互联网的代表，中国的市场规模又让他成为在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中国商业领袖。这都已被证明。马云推崇比尔·盖茨，他完全可以像比尔·盖茨一样，善用自己的财富、资源、创造力以及阿里巴巴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在全球社会公益领域创造新的价值，新的时刻。
要透彻理解马云在退休方面的安排，关键是要弄明白阿里巴巴的合伙人机制。
马云是杰出的创业者，也是一个性格鲜明、天马行空的ET人。他对自己有清晰的认知，经常说自己不懂技术，说话太率性容易得罪人，阿里巴巴早期投资人也告诉他，以他的性格并不适合当CEO。所以他很早就在考虑交接班，说自己最不想犯的错误就是“我退休了，公司倒闭了”。
为此，马云高度重视组织文化的建设，他认为价值观一致、生生不息、随时能灵活调整以拥抱变化的组织才是阿里巴巴可持续发展的基石。2003年，阿里巴巴就对每个岗位做了接班人培训计划，把文化、价值观、团队合作纳入对每个员工的考核中。目前阿里巴巴对公司M4层级及以上人员的绩效考评，大体分为三部分：做业务、建团队、传文化，权重分别为4：3：3。业务能力再强，如果没有带团队和传递公司文化的能力，年终考评也可能不及格。
2009年，阿里巴巴正式启动合伙人制度建设。合伙人制不是家族制，不是经理人制，不是《合伙企业法》中合伙人的含义，合伙人也不全是创始团队成员，其标准是：在阿里巴巴工作五年以上，具备优秀的领导能力，高度认同公司文化，并且对公司发展有积极性贡献，愿意为公司文化和使命传承竭尽全力。合伙人都持有公司股权并有限售期要求。新增合伙人由在任合伙人向合伙人委员会(注：委员会有5名成员)提名，先通过一年考察期，然后由合伙人投票，得票数不得低于75%。合伙人也有退休制度，退休的也可以担任荣誉合伙人。
合伙人的实质，是同道中人。
阿里巴巴执行副主席蔡崇信曾指出，“不少优秀的公司在创始人离开后，迅速衰落，但同样也有不少成功的创始人犯下致命的错误。我们最终设定的机制，就是用合伙人取代创始人。道理非常简单：一群志同道合的合伙人，比一两个创始人更有可能把优秀的文化持久地传承，发扬。”可见合伙人是以组织而非个人决策的方式，确保公司使命、愿景和价值观的延续。马云说过：“阿里人和其他人的区别，就是我们有阿里味。”
目前阿里巴巴合伙人有36名，其中马云和蔡崇信是永久合伙人。36人中有三位80后，70后占比超过80%。通过合伙人机制，成功交接班变成常态。2015年接任阿里巴巴CEO的张勇和2016年接任蚂蚁金服CEO并在一年半后接任董事长的井贤栋，都是70后，今年都46岁，正是年富力强、既有冲劲又管理娴熟的当打之年。
但合伙人机制的作用并不只是传承，其另一个核心作用是牢牢控制公司的战略和方向。
研究阿里巴巴在纽交所上市时的招股说明书，可以发现，阿里巴巴没有像百度、京东一样通过设立投票权不同的AB股制度来保证管理层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而是通过合伙人这一特殊权力的安排，确保创始人和管理层的控制权。按照规定，阿里巴巴合伙人拥有提名董事的权利，合伙人提名的董事占董事会人数一半以上，因任何原因董事会成员中由合伙人提名或任命的董事不足半数时，合伙人有权任命额外的董事以确保其半数以上董事控制权;如果股东不同意选举合伙人提名的董事的，合伙人可以任命新的临时董事，直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如果董事因任何原因离职，合伙人有权任命临时董事以填补空缺，直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
董事会是上市公司的决策中心，负责决定公司的战略、路径和总体规划，直接控制公司本身;管理层对董事会负责，执行董事会的决定;股东通过行使投票权、知情权或“用脚投票”来影响董事会。显然，阿里合伙人通过对董事人选的掌控，控制董事会，从而控制公司方向。而且这一制度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根据《公司章程》，修改阿里合伙人的提名权和公司章程中的相关条款，必须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票数95%以上同意方可通过。这种情况事实上不可能发生。同时，阿里合伙人与重要股东软银、雅虎之间还达成了一整套表决权拘束协议，在上市公司董事会共9名成员中，阿里合伙人有权提名简单多数(5人，目前为马云、蔡崇信、迈克·埃文斯、张勇、井贤栋)，软银承诺在股东大会上投票支持阿里合伙人提名的董事当选，未经马云及蔡祟信同意，软银不会投票反对阿里合伙人的董事提名;软银将其持有的不低于阿里30%的普通股投票权置于投票信托管理之下，并受马云和蔡祟信支配。软银有一名董事提名权(目前为孙正义)，马云和蔡崇信在股东大会上用其所拥有和支配的投票权支持软银提名的董事当选;雅虎也将动用其投票权支持阿里合伙人和软银提名的董事当选。
对于阿里合伙人制度，2013、2014年的时候，港交所投了反对票，原因是“合伙人股份所附带的投票权利与其于缴足股款时所应有的股本权益不成比例”，违背了香港法律遵循的公司股东“一股一票”的同股同权制度。但纽交所认可双重或多重股权制度，投了赞成票。于是阿里巴巴选择在纽交所上市。为了吸引创新公司的IPO，今年港交所发布了新规，允许“同股不同权”的公司上市。
马云2013年9月10日致全体员工的公开信中说，合伙人制度的目的在于通过公司运营实现使命传承，控制这家公司的人，必须是坚守和传承阿里使命文化的合伙人。
阿里巴巴一直希望在香港上市，之所以放弃，道理很简单，阿里创始人及管理层所持股份远远不及雅虎和软银，如果按“一股一票”，将难以把控公司，所以必须通过公司架构设计获得超过股份比例的控制权。
蔡崇信在《阿里巴巴为什么推出合伙人制度》中说，“这个机制能够使阿里巴巴的合伙人——即公司业务的核心管理者，拥有较大的战略决策权，减少资本市场短期波动影响，从而确保客户、公司，以及所有股东的长期利益”，这一方案也“充分保护了股东的重要权益，包括不受任何限制选举独立董事的权利、重大交易和关联方交易的投票权等”。“没有理解我们合伙制真正意图的人，很可能会批评我们的方案仅仅是一个公司的创始人想保持控制权”，“我们其实有着完全不同的目标，从没想过用股权结构的设置来控制这家公司”，只想建立并完善一套文化保障机制，让这家公司能够持久健康地发展，希望公司的未来远远超越任何一位创始人的寿命，寻求一种可以保障公司持续发展102年的机制。
当我们把整个合伙人机制了解清楚后，就会明白，合伙人是阿里巴巴治理结构、决策结构、核心管理人才结构的根基。马云未来会离开董事会，但他作为创始人、永久合伙人，仍将在涉及到阿里巴巴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有制度保障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退而不休。
一个公司，根深才能叶茂，阿里巴巴合伙人制度就是这个根，马云和蔡崇信最大的自信也在这里。如同蔡崇信所说的，在这个不断变化和颠覆的世界中，保持公司的创新能力、文化和使命，是成功的关键，“合伙人制是一种创造性的方式，在保证股东核心利益的同时，也坚守着‘我们是谁’——这一点我们不能，也不会改变。”阿里合伙人制度集文化传承、控制权、共担共治共享等要素于一体，其对21世纪的公司治理、尤其是新经济公司的治理，有重要借鉴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阿里巴巴今年7月27日发布的2018财年年报(20-F文件)中指出，到2019年要完成对VIE架构(“可变利益实体”)进行调整完善，调整的核心内容是减少马云和谢世煌(联合创始人之一)的个人控制力，改由阿里巴巴合伙人和高管们集体控制。文件称截至2018年3月31日，阿里巴巴在中国注册有大约500个子公司和分公司，在中国以外则注册有大约420个子公司和分公司。这些公司通过VIE架构被注册在开曼和英属维尔京群岛的5个VIE公司控制，马云和谢世煌控制了5个公司中的4个。
VIE的控制方式主要通过“合同安排”，依赖企业家个人自律和契约精神。为了避免约束力脆弱和“关键人风险”、增强公司架构的稳定性，阿里巴巴决定对VIE架构进行调整。调整后每个VIE实体的股权将被一家中国有限责任公司控制，而非由少数个人持有，这家中国有限责任公司将由两个合伙企业控制，每个合伙企业各持有50%股权，合伙企业将选定阿里巴巴合伙企业若干成员及中国公民身份的管理层作为LP(有限合伙人)。调整之后，在VIE实体之上有多层法人实体和自然人，再辅以“合同安排”，将减少个别自然人的风险隐患。
将马云宣布明年不再担任董事会主席，和阿里巴巴对VIE架构的调整关联起来看，马云正在主动地淡化阿里巴巴对其个人的高度依赖性，通过整个体系与制度的安排实现风险分散。这是对阿里巴巴长治久安的负责态度，也将对更多中国企业与企业家产生深远影响。
回顾“马云时刻”，对所有正在从事商业活动的企业家或准备创业的创业者，意味着什么?
如果只说一点，我觉得是相信。
马云有很多这方面的名言，比如“相信才能看见”，“与其说我们有互联网思想，不如说我们坚定地相信了互联网”，“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当然，只有相信是不够的，实力是基础。马云在1999年创立阿里巴巴前已有近十年的从商经验。他1988年大学毕业分配到杭州电子工业学院当老师，后来发起西湖边上第一个英语角，1991年创立海博翻译社，还卖过鲜花销售过医药，海博曾是杭州最大的翻译公司;1995年初马云在美国西雅图参观了当地第一个ISP公司，回国后成立了中国最早的互联网商业公司之一，1995年5月正式上线了中国黄页;1997年他和团队进京开发了外经贸部官方网站、网上中国商品交易市场、网上中国技术出口交易会等一系列网站，1999年团队回到杭州创业，4月15日阿里巴巴网站正式上线。马云是中国互联网的弄潮儿，阿里巴巴创办时他不是一张白纸。他是在一定的基础上去相信，而且深信不疑。
但是马云始终相信互联网，相信中国，相信市场经济，相信明天，相信消费者和商家，相信年轻人，相信普通人，相信中小微企业。
回顾阿里巴巴的成功，并不是精密计划的结果，而是在大方向明确后坚持顾客第一，不断探索尝试，迭代升华的结果。淘宝、支付宝、天猫、双十一，包括整个阿里商业模式，都是一边走一边试出来的。这个过程中遇到过很多艰难险阻和不确定性，因为相信，他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也创造了一个更大的世界。创业之初马云就相信阿里巴巴能成为“世界十大网站”，今天他依然相信自由贸易的力量，相信通过e-WTP(电子世界贸易平台)能为全球中小企业提供全球贸易的基础设施。
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要改变世界，就必须相信一些价值，然后用价值驱动改变。
具体到交接班，很多企业家怕交班，怕交不好班，有交班恐惧症和焦虑症。而马云相信，自己应该交班，应该早交班，也能交好班。
2013年，马云在内部信中说，“对于互联网行业来说，48岁的我不再‘年轻’，阿里巴巴的下一代比我们更有优势运营好互联网生态系统。互联网是年轻人的天下，今年，阿里绝大多数生于60年代的领导者将会退出管理执行角色，我们将把领导责任交给70，80年代的同事们。因为，我们相信他们比我们更懂得未来，更有能力创造明天。能给他们提供更多，更大的舞台是我们的责任，更是我们的荣幸，也是我们这些人可以给公司未来创造最大的贡献所在。……没有健康、良好的年轻人接班制度，我们很难想象我们会走到那一天。”
2015年，马云在内部信中说，“16年前我们在湖畔公寓创业的时候，很难招聘到员工。那时我们有个愿望，未来的阿里巴巴将会是‘弓马殷实，猛将如云’……为了这个理想，也为了真正实现健康持久发展102年的愿景，我们比其他创业公司投入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人才培养，组织和文化的建设上。”“未来是最难把握的，因为它变化，它无常。把握未来的最佳方法不是留住昨天或争取保持今天，而是开创未来。我们永远相信年轻人会比我们更能开创未来，因为他们就是我们的未来。投资年轻人群体就是投资自己的未来。因此，70后的阿里管理层将会带领我们在未来十年里，抓住互联网+时代的机遇，全力进入云计算和大数据时代。”
因为相信年轻人，培养年轻人，所以阿里巴巴形成了强大的人才梯队。目前阿里巴巴核心管理人员中，80后占14%，70后占71%。在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中，80后占80%，90后占5%。
因为相信阿里巴巴的合伙人机制和年轻人梯队，马云选择明年此时不再担任董事局主席。他让出这个空间的同时，会拥抱新的更大空间。
人心思定，每颗心都需要一个锚。
2018年，我们周边发生了许多变化，很多人仿佛置身于茫茫大海，在风雨中摇来晃去。此时此刻，回想1999年杭州湖畔花园那个100多平方米的公寓，回想从那里起步的伟大的商业故事，“马云时刻”带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是：相信才有未来，如果一切都不相信，任何奇迹都不会发生。
伟大是那些对未来的相信者、奋斗者们创造出来的，这个过程中的再多曲折，也许都是为了让最后胜利的分量变得更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