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8日的伦敦，英法阿根廷等九国官员举行听证会，长达三个多小时的严厉问询都对准了理查德·艾伦，而议员们毫不间断的质疑和指责，看似是要把扎克伯格继续缺席的愤怒转移到这位代言人身上。
扎克伯格虽未现身，但少不了焦头烂额，前几日旧金山综合医院掀起“除名行动”，这段小插曲似乎暗示其形象崩塌避无可避。而两个月前，同样处在风口浪尖的马斯克，最终以董事长职位为代价草草结束了私有化的玩笑和失误。
大洋彼岸，刘强东和刘立荣这个冬天恐怕也好过，前者牵扯的性侵案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后者则因为一次赌局彻底丧失未来。这些曾经因商业传奇和个人魅力而备受追捧的创始人，在2018年却一个接一个地跌落神坛。
与之打破的，或许还有创业神话所滋生、长期存留于公司内外的创始人崇拜。
神坛上的“独裁者”
2014年底，美国最大互联网学生教育服务平台Chegg集团旗下的海外院校信息平台，曾发起一项评选90后留学生心目中“最崇拜的科技偶像”的投票，扎克伯格、李彦宏、比尔·盖茨位列前三。
榜上有名的创始人们凭借商业财富、思维理念、性格魅力等因素，在大众心中自然而然地沉淀出向往和崇拜之情，而这种无意形成又或刻意塑造的人设，其实所创造的商业利益远比名人效应还要庞大。
这点恐怕阿里深有体会，热爱演讲的精神教父到底给阿里输送了多少人才，他们内部或许都不知道，但是这群人却可能有着比旁观者更深的创始人崇拜“情结”。就像纵然扎克伯格现在骂名缠身，员工也愿意为他遭受公众误解而打抱不平。不过这不全然是个人魅力，创始人崇拜更稳固的根基在于控制，在这方面，精明的创始人可谓各有心机。
2004年谷歌上市，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双层股权结构的智慧，几乎延续到以后IPO的大部分互联网公司，而扎克伯格则继续将其“发扬光大”。2017年初扎克伯格遭遇一次小范围的“逼宫”，小股东们希望将其踢出董事会，然而这份33.3万签署的请愿书，却依旧没有阻挡扎克伯格别出心裁的C类股票发行。
2015年扎克伯格夫妇承诺捐出他们持有的Facebook 99%的股份，这被捐赠的股份正是C类股份，扎克伯格的控制权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加集中。尤其是在肖恩·帕克被逮捕、决定离开Facebook时，这位倒霉的董事会成员走之前的条件竟是让扎克伯格继承其席位。
隐私丑闻后，扎克伯格坚持不会卸任董事长之职，确实，公司内部没有任何机制能逼迫扎克伯格辞职。不过马斯克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在Twitter上的“疯言疯语”引起了众多投资人的担忧，更令业内开始反思硅谷创始人崇拜的“恶果”。
其实很早之前，马斯克的问题可能已经初露端倪，2015年《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曾撰文揭示这位“当下最伟大创新者”的另一面。文中提到，凡是能留在马斯克身边的员工多是兢兢业业、不问名利的那些：Space X总裁Gwynne Shotwell 、Tesla首席技术官的JB Strauble，这两员大将都属于忠诚可靠又永远不会抢风头的实干家。
同时，马斯克坚持他个人的成功故事，而否认公共部门对其支持的重要性。在这位作者眼中，马斯克通过夸大自我功劳而将自己捧上神坛。
马斯克之于特斯拉，就像刘强东之于京东，在刘强东消失的80天中，外界猛然发现京东竟没一个能在舆论扭转上够分量的人，偌大的京东没有二号人物。刘强东无法放权，或许来自其事无巨细、凡事爱插手的性格，2011年左右，刘强东曾对外表示，“如果管理了十年，还不能放手，这是我的严重失败”。
但是即使后来几度放权主动离开公司，他也没有走得太远，连早会都照例参加。
绝对控制加上个人神话，如果说扎克伯格、马斯克、刘强东对内形成的创始人崇拜，开始显露出神坛上独裁者的负面，那么刘立荣可以算是个人和公司不分的最极端案例。在承认赌博事实后，他坦言，“我创办金立16年，在公司一直是绝对的权威，我个人没有其他收入，难免在生活上有些公私不分、借用公司资金的行为”。
创始人在自己的国度称王，却未必能永远正确，而失误却要更多人承担。
人无完人，创始人的盲区和欲望
2007年利文斯顿将采访内容汇编成出版的《创业者》，该书籍一度成为创业运动的“圣经”，在他总结的创业公司理念中，“不要为了拿到巨额融资而交出公司的控制权”，是最基本的一条。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整个硅谷进入了创始人友好型风险投资的时代。
然而，去年Uber卡兰尼克一事打破了这种状态，投资人和大股东开始反思，以前“只要创始人能够给公司带来增长，他们即便有很多的过失也都是可以被宽恕”，这种理念并没有在卡兰尼克身上验证。而相比卡兰尼克，马斯克、扎克伯格以及刘强东、刘立荣等人的个人问题，给公司带来的影响则更为严重。
他们站在独裁者的位置上，欲望和盲区逐渐被放大，一系列丑闻正在摧毁曾经千辛万苦经营的创始人崇拜。
或许这正是人无完人。刘立荣的一把赌瘾输掉了自己和整个金立人的全部心血，刘强东酒劲上头进了女大学生的公寓，性侵风波导致京东20天蒸发了70亿美元。赌瘾和色欲，这两种可能让普通人泥足深陷的基础欲望，看来坐拥财富和名声的创始人也不能免俗。
最开始，整个硅谷的投资人都在担心年纪轻轻创办公司的经历，是否会让创始人有足够的能力去谨慎而妥当地改变世界，但现在他们或许也要多监督一下创始人品行失格的“内在”问题。在这点上，扎克伯格和马斯克虽不是因一时冲动的欲望做下“悔恨终身”的事，但他们对权和名的追求却容易进入创始人盲区，变得“不喜欢听到批评的声音”。
2013年扎克伯格立下新年决议，他要每天认识一个并不是Facebook员工的新人，2017年他在一次“倾听之旅”中前往美国三十多个州，希望更好地了解外面的世界。但是这些跳出盲区的尝试，并没有让他的强权之风有所改变，他一面牢牢握紧手中的绝对控制权，一面又在虚假新闻、滥用数据的丑闻中表现得不容妥协。
从年初到现在，投资者要求扎克伯格辞职的呼声日渐强劲，而据一位熟悉其想法的人士透露，他现在依然认为，更加严格的管理风格对于应对内部和外部所提出的挑战是必要的。
辞了职的马斯克也没有因此次受挫变得“老实”，前段时间特斯拉因其为员工提供福利的方式而备受关注，马斯克借一份报告在Twitter上再次“自吹自擂”，他说:“从来没有人能一周只工作40小时就改变世界”，倒是依旧符合理想主义的工作狂人形象。
2018年连续不断的创始人崇拜在危机中“塌陷”，而这多由创始人内因所致，或许这种情结终于走到了尽头。
取代创始人？
创始人崇拜的破除，不单单是在公司危机中发生，正常情况下也有必要减弱过重的个人色彩或标签，一种是创始人的功成身退，而另一种是对创始人的期待不被满足。前者最典型的莫过于今年宣布辞任的马云，以继任者来破旧立新，或许正是应对创始人崇拜的最佳方式。
不过这个继任者不太好当，很长时间内，在外界看来，阿里和马云互为化身，阿里的任何举动，都可以简单概括为马云的战略、马云的眼光、马云的布局。故而很大程度上，这位唯一的精神领袖的过早退出，不可避免地会对阿里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对张勇来说，如何在马云一手打造的“梦想”国度中，确立自我的权威和风格至关重要。
这点微软两位继任者的成败或许有一些启示。2000年鲍尔默接替盖茨，担任微软首席执行官，但盖茨依旧是外界认可的微软代言人，尽管在鲍尔默的领导下，微软的年利润增长了几乎两倍，可据一位微软前高管坦言：“他从来都得不到应得的认可”。甚至随着微软在全球的影响力步步减弱，很对人将此归咎于鲍尔默。
《名利场》在题为“帝国重启”的长篇文章中这样写道：人们对于微软的创始人总是有一种特殊的敬畏，这可是他的继任者从未得到过的。在他们看来，即便盖茨不能带来解决方案，他也不会像鲍尔默那样带来麻烦。
当然，鲍尔默也不是全然“无辜”，他在任时，眼光更多停留在“从Windows和Office赚更多的钱”，而纳德拉上任后制定了“效率和平台、移动优先云优先”的战略，这在今日已被证明相当成功。
继任者要在创始人的光环下突破，却又不会得到同等的宽容，所以他们甚至要比创始人更具能力和眼光。
而另一种情况，对创始人的期待不被满足导致创始人崇拜“失灵”，魅族和黄章可以算是一个代表。2017年2月11日黄章现身魅族论坛写下“我将重新出山打造我的梦想机，去迎接魅族15周年”，所有魅族粉丝们欢呼雀跃，而又一次的复出始于魅族危机丛生。
但是2018已至年底，魅族显然没有恢复气力，魅族15的小试牛刀、魅族16的高开低走，都预示着黄章力挽狂澜的努力没有达到粉丝和外界的期待。而再看魅族内部，白永祥从淡出到离职，杨拓从重用到尴尬，李楠半年之内大起大落，黄章到最后会不会无人可用，成了魅族的一个悬念。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而一旦能力受质疑，创始人的落幕是内部精神和信仰的整体垮台，那些从辉煌到没落的公司，莫不是如此。
创始人初始，都天真而热烈地认为自己在造富世界，而现在自己却成了侵犯隐私或图一时之快的“恶龙”，这虽不全是创始人崇拜的结果，但创始人崇拜渐趋消失，未尝不是一件好事。